在我和羅樂敏之間有個奇怪的說法：我比她更早加入《字花》。

是這樣又不是這樣。2010年暑假，傳說中的「少女組」組成（羅樂敏、譚穎詩、洪曉嫻），成為《字花》早期的助理編輯。某個安靜的下午，她們來到新蒲崗只有兩張枱的半間辦公房談甚麼（因為當時行政部只有阿東和Duncan兩個人），那時有個嘍囉就在辦公房外一張公用的黑色木桌那兒——不知幹甚麼，反正是挖坑填洞一類無用的事。那時我是《字花》的暑期工，還在讀副學士，為了應付詩詠老師的論文功課才剛剛知道有本書叫《拾香紀》。

後來和歷屆編輯有些熟一點，有些不認識，所以便「周邊地」聯繫着，間中也為他們挖坑填洞。有文章刊登過在《字花》（不想再提起），這似乎是我被浸大中文系取錄的原因，又因着浸大中文系觸發了我往後和匯智出版有限公司十餘年的合作關係。在匯智，我除了接觸到更多香港文學的作品（和《字花》的風格不盡相同），還獨沽一味被開發成一部校對機器。

至於敏神後來少女不再，卻成了「水煮魚」的大總監，老成持重的她某天找我一起做講座，是為「硬橋硬馬編輯培訓班」，由我主講校對的部分，時維2019年。講座在2019至2021年先後舉辦了三次，但其實與此相關的，還有另一個部分：我需要「特訓」《字花》的助理編輯和實習生，提升他們的校對技能，特訓的方法由我決定。

於是我便主持了幾屆《字花》校對班（不記得是三屆抑或四屆了，是在2018至2022年間，最後一屆在阿敏總監任期之後，由重回「水煮魚」的阿東延續，前後合計有十餘位學員參與過）。玩法是：每個星期我和五、六位學員校對相同批次的《字花》或《別字》稿件，平均每次七、八篇，他們提早兩天校好傳給我批改，然後我們聚在「水煮魚」的辦公室或別的地方（疫情時則是通過zoom），由我點評和講解，一同討論彼此的表現。起初的屆數沒那麼規範，最後兩屆各有十二課，歷時大約四、五個月。

由「校」而及於「教」，於我可是第一次。回想那時我的工作量還頗大的，唯其如此卻有點浪漫：校對是一件很悶蛋的事，多少爛稿自己扛，比刪掉的一格space、出版後一整疊丟進回收桶的校稿還空虛；現在圍圈討論功課，竟有點像「詩作坊」圍讀彼此作品——校對和創作可是同樣認真的事。

特訓對於學員有沒有用呢？這要問他們才知道。杯水車薪少不免，但難道只是純然的挖坑填洞？我想不是的。而對於久處行業「生產線」的我來說，得着則非常大：平日自己校稿，憑經驗憑直感，圈了就圈了，不解釋，也很難解釋。但教學不行，「上次你明明這樣改，為何今次不改？」沒錯，就是不改，我是有理由的，我必須念念都清楚，我的馬步必須紮得更穩。

那麼，他們校得好或不好，是緣於語文根柢、文字敏感度抑或集中力？我能不能至少糾正他們的手勢？更別說，當我以為自己滴水不漏，他們卻提出了刁鑽的發現，證實我走漏眼。聽起來還是很悶蛋是不是？但平日在出版的流水作業中，很難有這種振奮的感覺。

——那時是為甚麼我買了一支加辣的檸檬茶做懲罰？誰還說幾好飲？忘記了，但是因着我沒想過的機緣，那時能和你們常常相見，一起做認真的事，我很快樂。

回到那張黑色的木桌，在安寧的氣味中我應該也校過幾期《字花》，水平就不要說了，他們不過是胡亂找點事給我打發。然而，後來偶爾從詩詠老師聽說她以往的文學經歷，間歇讀到前輩文人談起文學事業的磚瓦，乃至在匯智十幾年的親歷——自從文學進入我的生命，容或紛紛擾擾有時徒勞無功，最終卻不無提示：美成在久。至於《字花》的各種細節，幾代成員理想的接力，親眼目睹過一些，輕輕感念於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