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字花》是我的前半生，第1至48期就是我前半生的「前半生」。

鄧小樺在某個文學聚會邀請我加入《字花》，我後來才知道那是「少女組」，成為新血——有洪曉嫻、譚穎詩和我。那個時候我正就讀碩士課程，即便不再是少女，卻仍然懵懂地被《字花》的活力和尖新吸引。幾個已有名氣的作家包括鄧小樺、謝曉虹籌組雜誌，打着「以文學介入生活」的旗號，把他們的熱情傾注出來，而我也在思考中學教師和記者以外的專業。一種以文學推廣為專業的想法就漸漸在我心中萌芽。

初期的《字花》編輯會多在不同的咖啡廳或餐廳召開，有去過已結業的美式All-day Breakfast The Flying Pan，太子的「呼吸」等，埋版則在富德樓。到了周末埋版日，所有平日在電郵串裡連篇討論的初代編輯會現身，埋頭校對，以及進行數個小時的「起題」會，而設計師Wing則在旁邊默默改正。除了校對以及小樺手舞足蹈的激烈傾談，有時大伙兒也會落入莫名的等待和沉默，不覺意文稿就校到五、六、七稿，一下子就磨到九點十點。我作為初出茅廬的「少女」，自然不用守尾門，夠鐘就走，只有小樺和陳志華跟設計師搏鬥到最後一刻然後把雜誌送廠付梓。

現在回望才發現當年是短暫但緊密地並肩作戰。2009年《字花》削資事件、2010年小樺參選藝發局等議題都在恒常選題以外，引起了初代編輯的激烈討論。我有參與討論、投票及執頭執尾，平等共議的氣氛奠定了《字花》的基調——它不單辦雜誌，而是在運作上貫徹自由、平等、尊重彼此的理念，這比許多文學團體走得更前。

正因如此我可以自由探索自己在《字花》的崗位。當初小樺邀我做編輯，但我更願意成為記者，因為一篇文章比起組稿，對那時的我更易掌握；陳子謙也有邀我成為「筆可能」寫作教育計劃的導師，但我不太想走進課室面對學生，於是成為了課程和文學營的幫工，到後來難得成為「筆可能」計劃下的全職員工，編輯給中學生的副刊《筆尖》，同時持續為《字花》撰稿，我都非常自由和幸運。

文學雜誌該有甚麼內容，成為了我經常思考的課題，而面書專頁成為了我的練習場。我2010年左右為《字花》負責網上宣傳，除了在面書更新每期出版資訊，上載也是由我操刀的漂亮書照，也有意識分享外國的文學新聞、作家訃告、獲獎消息、重要訪問、讓它一度成為香港最多粉絲的文學「自媒體」專頁。

線下的嘗試也沒有限制。我寫過展覽、教育計劃、劇場演出、訪問過內地作家格非、任曉雯，詩人多多、韓博，美國詩人Gary Snyder、Michael Palmer，淺談過俄裔美籍作家納博可夫和瑞典詩人特朗斯特羅默。然而《字花》的精神並不限於文學內部，而是嘗試介入生活和社會，因此我也趁此嘗試了一次深入調查報導——探索在香港印尼女傭的寫作群體。

2012年外傭的待遇問題再次成為社會焦點。我在網上找到印尼女傭在香港的筆會Forum Lingar Pena，便隨即聯絡，一連幾個周日，參與她們的聚會。坐在風涼水冷的維多利亞公園一角，我便成為她們的一員，一起分享食物，聽她們討論作品，即使我並不明白印尼文，但有女傭姐姐為我翻譯，我也有跟她們到印尼領事館及一些講座式的聚會，最後才鎖定幾位女傭作家，作深入的訪談。菲律賓女傭的陣營我也有拜訪過，只是她們比較隨性，沒有定期聚會，不易約訪，只作了淺談。

跟比我資深的主編黃靜切磋，我對文學雜誌選題和組稿更有想法，可以共同摸索文學雜誌該有的模樣，有比較貼近時事的「本土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一」，「半回歸紀」，有推動文學創作的「極慢速」、「大寫同志」，也有較隨眾的「文學圖鑑二○一四」、「作家與貓」，編輯群常常討論向誰邀稿，如何邀稿，訓練密集而專精，我漸漸更得心應手。

我曾跟朋友說起，我幾乎沒有未做過的推動文學閱讀和創作的崗位，是《字花》和水煮魚文化給了我把這種工作成為職志的機會，讓我成為了香港少數從事文學藝術行政及策劃的人——如果真有這個專業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