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談《字花》，彷彿要我去問叮噹借來時光機，在台北穿越時空回到2011年的香港，那是十五年前的人事物。那時我二十出頭，仍在學習與吸收文學的過程中。如果我無記錯，加入《字花》編輯群後，首次參與製作的是第30期「歸去來兮，返火星」，最後一舞則是第48期「治癒失格」。

三年。不長不短，卻成就人生一圈光環。

當初為甚麼離開《字花》？如果不是結婚移民台灣，我其實無想過自己會在何年何月何日和這本香港最有型有款的文學雜誌分手。畢竟，未加入《字花》成為編輯之前，香港（幾乎）每個文青夢想都是渴望自己的名字能夠刊登在雜誌內。我只是比較幸運，先是有詩作發表在《字花》，及後再有緣成為《字花》人。

關於想當年編輯事務的種種細節，十五年後的中年婦女腦袋已經想不起來，只能確認，那些年編輯們一起挨過的深宵實在美麗動人。在新蒲崗窄長的辦公室，為數不夠十個的年輕人，坐地上或沙發，你一言我一語，人人為每期雜誌封面題目與內容拋頭顱灑熱血，傾盡心神構想讀者想看的東西。

每個編輯都只是想做好這本雜誌。做到問心無愧。

好啦，如果要我說一件自己編輯時期的威水史，應該就是香港著名詞人周耀輝在《字花》連載兩年的專欄《紙上染了藍》，是我從約稿至收稿都一手包辦，該專欄後來結集成書，數年後更有台灣版及簡體版。《字花》讓我跟耀輝成為朋友，2018年他在台北國際書展宣傳台灣版《紙上染了藍》時，便由我這個前編輯擔任主持人，陪他重談創作的心路歷程，與母親之間的深厚情誼，同場也有美好人兒——歌手盧凱彤。

二十年後，連叮噹都改名做哆啦A夢。人走茶涼。當年我離開《字花》，但《字花》從未離開過我，它仍在香港這片土地用心澆水灌溉文學種子，而我與我的朋友們也仍在聯繫。記得在香港舉辦的婚宴上，編輯部隊友把台灣詩人夏宇的詩作〈魚罐頭——給朋友的婚禮〉延伸改寫，送我做結婚禮物。可惜人老了，現在只記得有人於席上站起來大聲朗讀，卻忘了這人究竟是誰？而且，為甚麼他們沒有留下白紙黑字給我呢？真過份。

在艱難時代做甚麼事都艱難，因此「仍在」非常珍貴。我感謝《字花》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