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逛香港書展，路過水煮魚文化製作有限公司的攤位。年輕的工作人員熱情地向我介紹︰「看過《字花》嗎？」當然看過，因為我做過三年《字花》編輯。

那是2008至2011年的事了，難怪他們不認得我。我加入《字花》時，它才兩歲，好像還是本地最年輕的文學雜誌，創辦人肯定也沒能想像它二十歲的模樣。當時未設主編，幾張嘴各有見解，會議難免漫長，然而我喜歡那種平等討論的氣氛。開會時，大家總會突然冒出幾句佻皮話，爆笑，然後繼續爭論。初時都在椰林閣開會，我主張改到食物更佳的咖啡室──這可能是我對《字花》最大的貢獻？會議內容我幾乎忘光了，只記得大家遲到有多兇。六點半開會，結果八點左右才能開始討論。我很少遲到，拖稿卻跟大家一樣兇。做過編輯的都知道死線有真有假，於是比一般作者更會拖稿，有時候索性拒接來電。有一次我向前編輯催稿，電話竟能接通，我驚呼︰「沒想到你會接聽！」她解釋︰「我認不出這號碼是你嘛……哎，警察來了，不說了！」掛線。

恕我懶散，淡出編輯前線後很少細閱《字花》了。二十年來功過，得留給他人評斷，而我只能肯定，這雜誌深深影響了我。早期《字花》有介入社會的雄心，而我做編輯時念博士，研究《盤古》、《70年代雙周刊》等1970年代香港雜誌，正是想借前人軌跡思考自己的文學道路。另一方面，《字花》曾與何鴻毅家族基金合辦「筆可能」寫作坊，我兼任課程總監，設計初高階課程；兩者都不以文類技巧為框架，更關注如何藉寫作探索自我，認識世界。後來在大學教創意寫作，多少延續了這個取向。

以前編輯和友好校對《字花》，會用唱機播放唱片。有一次，我帶了Pink Floyd的Wish You Were Here去，那首Shine On You Crazy Diamond還未播完前奏，就有人抗議了︰「不如聽陳綺貞？」當時我只覺沒勁，現在回想便笑自己強人所難，畢竟那前奏真的超長，第一句歌詞在超過八分鐘後才唱出。

當時可沒想到，那三年仍是《字花》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