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2莊國棟James

廿年前我開阿麥書房，賣過＜字花＞第1期；四年前策劃七份一書店，賣過＜字花＞第100期；現在Rolling Books流動書車及網上賣二手書，都仲係賣＜字花＞的不同期數…… 那怕書店結業再結業，仍然有人繼續會開書店，繼續賣＜字花＞。 莊國棟 James，橫跨廿年賣書人

001梁美萍

我不是文字圈的人，卻某天成了《字花》的董事，開會討論它的堆土、培育和守着它長花的仝人。然後每個月我會收到一本《字花》。 我有參與一間小書店的營運，每月書店會收到出版社送來的《字花》。看見整整幾十本的新《字花》，整齊地排在展書台上，到月底常常所剩無幾，就知這一個月又過去了。原來，《字花》已經長了二十年。 每回有客人買一本，我都會多看那人一眼。也許，我們各自在家中，靜靜地種起《字花》。這種無聲的連結很微妙，不是討論，不是分享，甚至不必知道彼此是誰，但那本書被帶走的瞬間，就像一顆種子換了一塊土壤。 這些畫面，總會把我帶回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的會議室。大概每幾個月一次，我們聚在一起，吃着飯盒，七嘴八舌地討論《字花》，有時真的像直接而不修飾地「噴着飯花」。那些晚上，比起我在同一個會議室裏進行的日間教學行政會議，輕盈得多，也快樂得多。可能因為文學總是貼近一些更日常、也更無用的部分，而正是這種「無用」，反而讓人覺得活着。 編輯仝人說實在是「幾純情」的人。那種純情，是一種仍然相信文字有重量、有位置、有必要的執着。有時我會想，他們可以這樣純情多久？在一個變動這麼快、消耗這麼大的小城市裏，這種純情能否被保存？這些問題當時沒有答案，現在也沒有。但回頭看，或許「能做過」本身已經是一種答案。 幾年前，一些董事個別地離開了這個城市。《字花》卻仍然在。像一株植物，有人離開了照料的位置，但它沒有因此停止生長。也許它早已長出自己的根系，連接着不同的人、不同的時間、不同的閱讀習慣。 說實在，當時會議裏具體討論過甚麼，我已經記不太清楚。但那些相聚的氣氛仍然很鮮明：一群人為了一本薄薄的刊物，反覆思考、辯論、想像它可以長成甚麼樣子。那種投入，本身就像一種緩慢而持續的耕作。 至今，我在香港的小書店，《字花》仍然定期送來，又一本一本被客人買走。這種重複的節奏，帶來一種奇怪的安心感。就像知道某些東西仍然存在，仍然在發生，即使它不喧嘩、不顯眼。 但同時，也會閃過一個念頭：下一次，它還會出現嗎？ 香港的空間一直在變，文字的土壤有時像荒原。出版的條件、閱讀的習慣、人的生活方式，都在慢慢改變。在這樣的環境裏，「種植」本身變得更不確定。你不知道這些種子會不會發芽，也不知道它們會不會被風帶走。 也許正因如此，每一期《字花》的出現，都像一次小小的確認：仍然有人在寫，有人在編，有人在讀。這些看似微小的行動，累積起來，就是一種抵抗消失的方式。 我的印象是瑣碎的：會議室的飯盒、書店的展示架、客人拿起一本書的背影、每月如期而至的一疊刊物。但這些片段連在一起，卻構成一種很深的感受——關於時間、關於持續、也關於某種不太容易說清楚的信念。 也許我們都不是在「閱讀」《字花》，而是在各自的生活裏，替它留出一點位置。像種一株植物，不是為了結果，而是因為那個過程本身，已經讓人覺得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