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樊善標〈持續、進取、開放的《字花》／刊物〉

我登在《字花》的文字不多。記得第一篇是謝曉虹約的稿，主題也是她定的，後來鄧小樺約我寫了三期的讀書零札，我主動投稿的則是一篇評論。這是頭十年的事，後十年也只差不了多少吧。《字花》的創辦者有好幾位是他們讀大學時我已經認識的，當時即很欣賞他們的衝勁和文學視野，後來陸續發現有我知道的人加入了《字花》，自然也不斷有離開的。維持一份定期出版物的艱難我完全明白，可貴的是成員多番更替，都沒有放棄前衛探索，沒有為延續而延續。經過了二十年，《字花》建立了它的聲譽，培育了可觀數量的新人，為舊人提供了充份自由的發表園地，並且舉辦了形形色色的藝文活動，但至為可貴的是從來沒有以一個流派自居。持續、進取、開放三者兼備，在香港文學史上，《字花》恐怕是獨一無二的刊物了。

004阿修〈臨時安全警衛和那條魚〉

貳瓶勉 Blame! 後半出現了臨時安全警衛，名為都莫契夫斯基（ドモチェフスキー）的角色（別問為甚麼看上去像俄文）。當網路球面對珪素生物入侵，在階層之間的非公式階層會做出防衛措施，臨時生成警衛保護當地的人類。 臨時是個「剎那」般的時間觀念，但又沒有像五十年那樣姑且給你期限，就如免費的最昂貴，臨時會花較原定更多的時間，水原千鶴會按鐘收付加費。大埔臨時街市建自1983年，就如詩人銘予所寫「臨時都說了廿年」，捱到女人四十變六十，2004年才要拆掉；Blame! 裏網路球下達生成指令不久，造換塔的功能就遭到阻斷，結果「臨時」的都莫獨自戰鬥2244096小時（約256年，作者用一個分鏡說明就表達了那個時間）。相較之下我的臨時只待了一年，實在沒有貢獻可言。 那時進到《字花》是因為眼看別人快將博士畢業，再不做點事就要被遠遠拋在後頭。從她口中得知有心人想延續《字花》，正好我也需要一個脫離報館的口實，於是經她引薦認識了高俊傑。多年後我和高合租一個我稱之為「哥布林的巢穴」的倉庫，「不出現在人類面前的哥布林」的友誼比臨時來得持久。 《字花》的母公司叫水煮魚，據說是創辦人作家T最愛吃水煮魚，可惜那年也沒有吃過一次。公司最初的人手不多，只在新蒲崗大有街合租辦公室。原本只有兩個大男人「你眼望我眼」，我和高進駐時剛好有寫作計劃聘請同事，公司在原地再租幾個座位。辦公室設有排練室，沒有担当アイドル在裏面上課，有一群姐姐定期在練舞，時間到了緊閉着的練舞室總會瘋狂傳出高耀太的《純情》，那並不是令人厭惡的環境，只是因為那個空間一直都很熱鬧，總是累積不到工作的氣氛，會忘記那裏是臨時的工作空間；曾經在那裏遺失了她給我的單反相機以及陳子謙收藏的馬朗簽名詩集，每次想起我都會感到疚歉和胃痛。 做報館的日子，每天照單執藥的表格叫菜單，做《字花》用的是魚骨，搜索器說這是日本學者石川馨發明的生產管理圖表。第一次見到編輯部每期輸出的魚骨，除了讓我聯想到那是一條吃剩了的水煮魚，還有就是都莫契夫斯基放在魚缸裏的魚，當他在階層夾縫間生成時，這條像脫皮錦鯉的老魚正在地上掙扎，與他和艾可（イコ，後來在戰鬥失去了實體）在一起。為甚麼想起那條魚？鳥白島渡輪上的婆婆說：「這應該是那個吧。既視感。」我一直都想不到那條魚的功能。貳瓶勉粉絲專頁解釋，那是自Blame! 第二話以來第二次出現的遠古生物，可說是地球的生態活化石。如今寫到這裏，或許可再做解釋，就是那條魚正面臨脫水死亡，作為階層的唯一有機生命體觸發了臨時安全警衛機制。作為都莫的保護對象，那條魚安安穩穩多活256年，直至探索者霧亥和西波（シボ）帶着遺傳因子出現。都莫準備護衛西波離開尋找霧亥，臨行前最後一眼看了那條魚，然後不復再見。你相信那條魚活了下來，因為都莫和霧亥消滅了階層之間的珪素生物。縱使不理會那條魚，牠都會比任何一個過客都要活得長久。 ／阿修　香港文學工作者，ACG研究者，後話文字工作室、三色豆文化圈創辦成員。

003陸穎魚〈叮噹可否不要老，字花可否不要枯？〉

要談《字花》，彷彿要我去問叮噹借來時光機，在台北穿越時空回到2011年的香港，那是十五年前的人事物。那時我二十出頭，仍在學習與吸收文學的過程中。如果我無記錯，加入《字花》編輯群後，首次參與製作的是第30期「歸去來兮，返火星」，最後一舞則是第48期「治癒失格」。 三年。不長不短，卻成就人生一圈光環。 當初為甚麼離開《字花》？如果不是結婚移民台灣，我其實無想過自己會在何年何月何日和這本香港最有型有款的文學雜誌分手。畢竟，未加入《字花》成為編輯之前，香港（幾乎）每個文青夢想都是渴望自己的名字能夠刊登在雜誌內。我只是比較幸運，先是有詩作發表在《字花》，及後再有緣成為《字花》人。 關於想當年編輯事務的種種細節，十五年後的中年婦女腦袋已經想不起來，只能確認，那些年編輯們一起挨過的深宵實在美麗動人。在新蒲崗窄長的辦公室，為數不夠十個的年輕人，坐地上或沙發，你一言我一語，人人為每期雜誌封面題目與內容拋頭顱灑熱血，傾盡心神構想讀者想看的東西。 每個編輯都只是想做好這本雜誌。做到問心無愧。 好啦，如果要我說一件自己編輯時期的威水史，應該就是香港著名詞人周耀輝在《字花》連載兩年的專欄《紙上染了藍》，是我從約稿至收稿都一手包辦，該專欄後來結集成書，數年後更有台灣版及簡體版。《字花》讓我跟耀輝成為朋友，2018年他在台北國際書展宣傳台灣版《紙上染了藍》時，便由我這個前編輯擔任主持人，陪他重談創作的心路歷程，與母親之間的深厚情誼，同場也有美好人兒——歌手盧凱彤。 二十年後，連叮噹都改名做哆啦A夢。人走茶涼。當年我離開《字花》，但《字花》從未離開過我，它仍在香港這片土地用心澆水灌溉文學種子，而我與我的朋友們也仍在聯繫。記得在香港舉辦的婚宴上，編輯部隊友把台灣詩人夏宇的詩作〈魚罐頭——給朋友的婚禮〉延伸改寫，送我做結婚禮物。可惜人老了，現在只記得有人於席上站起來大聲朗讀，卻忘了這人究竟是誰？而且，為甚麼他們沒有留下白紙黑字給我呢？真過份。 在艱難時代做甚麼事都艱難，因此「仍在」非常珍貴。我感謝《字花》仍在。

002羅樂敏〈我前半生在《字花》的「前半生」〉

如果《字花》是我的前半生，第1至48期就是我前半生的「前半生」。 鄧小樺在某個文學聚會邀請我加入《字花》，我後來才知道那是「少女組」，成為新血——有洪曉嫻、譚穎詩和我。那個時候我正就讀碩士課程，即便不再是少女，卻仍然懵懂地被《字花》的活力和尖新吸引。幾個已有名氣的作家包括鄧小樺、謝曉虹籌組雜誌，打着「以文學介入生活」的旗號，把他們的熱情傾注出來，而我也在思考中學教師和記者以外的專業。一種以文學推廣為專業的想法就漸漸在我心中萌芽。 初期的《字花》編輯會多在不同的咖啡廳或餐廳召開，有去過已結業的美式All-day Breakfast The Flying Pan，太子的「呼吸」等，埋版則在富德樓。到了周末埋版日，所有平日在電郵串裡連篇討論的初代編輯會現身，埋頭校對，以及進行數個小時的「起題」會，而設計師Wing則在旁邊默默改正。除了校對以及小樺手舞足蹈的激烈傾談，有時大伙兒也會落入莫名的等待和沉默，不覺意文稿就校到五、六、七稿，一下子就磨到九點十點。我作為初出茅廬的「少女」，自然不用守尾門，夠鐘就走，只有小樺和陳志華跟設計師搏鬥到最後一刻然後把雜誌送廠付梓。 現在回望才發現當年是短暫但緊密地並肩作戰。2009年《字花》削資事件、2010年小樺參選藝發局等議題都在恒常選題以外，引起了初代編輯的激烈討論。我有參與討論、投票及執頭執尾，平等共議的氣氛奠定了《字花》的基調——它不單辦雜誌，而是在運作上貫徹自由、平等、尊重彼此的理念，這比許多文學團體走得更前。 正因如此我可以自由探索自己在《字花》的崗位。當初小樺邀我做編輯，但我更願意成為記者，因為一篇文章比起組稿，對那時的我更易掌握；陳子謙也有邀我成為「筆可能」寫作教育計劃的導師，但我不太想走進課室面對學生，於是成為了課程和文學營的幫工，到後來難得成為「筆可能」計劃下的全職員工，編輯給中學生的副刊《筆尖》，同時持續為《字花》撰稿，我都非常自由和幸運。 文學雜誌該有甚麼內容，成為了我經常思考的課題，而面書專頁成為了我的練習場。我2010年左右為《字花》負責網上宣傳，除了在面書更新每期出版資訊，上載也是由我操刀的漂亮書照，也有意識分享外國的文學新聞、作家訃告、獲獎消息、重要訪問、讓它一度成為香港最多粉絲的文學「自媒體」專頁。 線下的嘗試也沒有限制。我寫過展覽、教育計劃、劇場演出、訪問過內地作家格非、任曉雯，詩人多多、韓博，美國詩人Gary Snyder、Michael Palmer，淺談過俄裔美籍作家納博可夫和瑞典詩人特朗斯特羅默。然而《字花》的精神並不限於文學內部，而是嘗試介入生活和社會，因此我也趁此嘗試了一次深入調查報導——探索在香港印尼女傭的寫作群體。 2012年外傭的待遇問題再次成為社會焦點。我在網上找到印尼女傭在香港的筆會Forum Lingar Pena，便隨即聯絡，一連幾個周日，參與她們的聚會。坐在風涼水冷的維多利亞公園一角，我便成為她們的一員，一起分享食物，聽她們討論作品，即使我並不明白印尼文，但有女傭姐姐為我翻譯，我也有跟她們到印尼領事館及一些講座式的聚會，最後才鎖定幾位女傭作家，作深入的訪談。菲律賓女傭的陣營我也有拜訪過，只是她們比較隨性，沒有定期聚會，不易約訪，只作了淺談。 跟比我資深的主編黃靜切磋，我對文學雜誌選題和組稿更有想法，可以共同摸索文學雜誌該有的模樣，有比較貼近時事的「本土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一」，「半回歸紀」，有推動文學創作的「極慢速」、「大寫同志」，也有較隨眾的「文學圖鑑二○一四」、「作家與貓」，編輯群常常討論向誰邀稿，如何邀稿，訓練密集而專精，我漸漸更得心應手。 我曾跟朋友說起，我幾乎沒有未做過的推動文學閱讀和創作的崗位，是《字花》和水煮魚文化給了我把這種工作成為職志的機會，讓我成為了香港少數從事文學藝術行政及策劃的人——如果真有這個專業的話。

001楊焯灃

在一個社交媒體又上演紛鬧肥皂劇的一天，興之所至為情狀寫了那麼一兩句話。一位海歸同仁關切起來問：《字花》怎麼了。她又說，《字花》過了這麼長。在外漂泊的這些日子裏，偶爾有人提到，我都有點詫異：《字花》，你們隔那麼遠都知，便有海外存知己的心情。 雖然很可能只是我大驚小怪，小城人比較習慣被當成旁註多於焦點。成為焦點那幾次都沒好事。 承蒙《字花》不棄，它於我有相當淵源，但諸多舊事無謂重提。《字花》二十年，和我當初記得的模樣相比，變了不少，但正如我的同仁說：日子卻也如此這般，拉扯成這樣長。未來也許會有更多變改。這樣那樣之前，感謝《字花》曾帶給我和我們的一切，如果到了來日方長的最後還有我們的話。

003陳麗娟〈《字花》和我的20年〉

我給《字花》創刊號（2006年4—5月）寫了一首詩，〈我今天進城，買了——〉，然後陸續寫了若刊期。其中一篇我最喜歡的稿是第59期（2015年1—2月）的〈大正浪漫、民國範兒〉，配上我畫的圖，兩隻女貓，一隻穿大正年代花俏和服，一隻穿民國時期衫裙。 收到「《字花》保存計劃」邀稿，紀念《字花》二十周年。甚麼？二十年？我的媽呀﹗我的青春呀﹗經歷數度離散，我本來齊全的《字花》收藏現在變得殘缺，當年打包海運時只能帶走有自己稿件的。我接到任務後立刻戴上口罩、爬到電子鋼琴下面，從書櫃底翻出套在垃圾袋裏的舊雜誌。非常飲恨小鹿封面（John Ho手筆）的創刊號原來不見了。 二十年，在《字花》寫過的稿，見證了不同時代的我。從創刊號那個買金剛鸚鵡和「吹動你頭髮的第一百六十一陣風」的天真詩人、「書寫的人」訪問〈會飛的貓和飄浮的魚〉那個滿懷希望、盯着天空的長髮女青年（照片還是前前任操刀），到迷戀日本後寫專欄「貓皮閒話」、書寫兩人一貓生活〈普洱貓精〉、託《字花》的福去「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居住三周後寫〈交換物件的回憶〉的那個幸福快樂的我，到連載在「別字」〈浪貓浮生〉那個失婚失神的中年女子，原來我已經歷了這麼多。二十年過去了，死貓不死，到現在還在寫。

002淮遠

謹祝字花： 繼續字字珠璣告別花里胡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