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1梁美萍

我不是文字圈的人，卻某天成了《字花》的董事，開會討論它的堆土、培育和守着它長花的仝人。然後每個月我會收到一本《字花》。 我有參與一間小書店的營運，每月書店會收到出版社送來的《字花》。看見整整幾十本的新《字花》，整齊地排在展書台上，到月底常常所剩無幾，就知這一個月又過去了。原來，《字花》已經長了二十年。 每回有客人買一本，我都會多看那人一眼。也許，我們各自在家中，靜靜地種起《字花》。這種無聲的連結很微妙，不是討論，不是分享，甚至不必知道彼此是誰，但那本書被帶走的瞬間，就像一顆種子換了一塊土壤。 這些畫面，總會把我帶回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的會議室。大概每幾個月一次，我們聚在一起，吃着飯盒，七嘴八舌地討論《字花》，有時真的像直接而不修飾地「噴着飯花」。那些晚上，比起我在同一個會議室裏進行的日間教學行政會議，輕盈得多，也快樂得多。可能因為文學總是貼近一些更日常、也更無用的部分，而正是這種「無用」，反而讓人覺得活着。 編輯仝人說實在是「幾純情」的人。那種純情，是一種仍然相信文字有重量、有位置、有必要的執着。有時我會想，他們可以這樣純情多久？在一個變動這麼快、消耗這麼大的小城市裏，這種純情能否被保存？這些問題當時沒有答案，現在也沒有。但回頭看，或許「能做過」本身已經是一種答案。 幾年前，一些董事個別地離開了這個城市。《字花》卻仍然在。像一株植物，有人離開了照料的位置，但它沒有因此停止生長。也許它早已長出自己的根系，連接着不同的人、不同的時間、不同的閱讀習慣。 說實在，當時會議裏具體討論過甚麼，我已經記不太清楚。但那些相聚的氣氛仍然很鮮明：一群人為了一本薄薄的刊物，反覆思考、辯論、想像它可以長成甚麼樣子。那種投入，本身就像一種緩慢而持續的耕作。 至今，我在香港的小書店，《字花》仍然定期送來，又一本一本被客人買走。這種重複的節奏，帶來一種奇怪的安心感。就像知道某些東西仍然存在，仍然在發生，即使它不喧嘩、不顯眼。 但同時，也會閃過一個念頭：下一次，它還會出現嗎？ 香港的空間一直在變，文字的土壤有時像荒原。出版的條件、閱讀的習慣、人的生活方式，都在慢慢改變。在這樣的環境裏，「種植」本身變得更不確定。你不知道這些種子會不會發芽，也不知道它們會不會被風帶走。 也許正因如此，每一期《字花》的出現，都像一次小小的確認：仍然有人在寫，有人在編，有人在讀。這些看似微小的行動，累積起來，就是一種抵抗消失的方式。 我的印象是瑣碎的：會議室的飯盒、書店的展示架、客人拿起一本書的背影、每月如期而至的一疊刊物。但這些片段連在一起，卻構成一種很深的感受——關於時間、關於持續、也關於某種不太容易說清楚的信念。 也許我們都不是在「閱讀」《字花》，而是在各自的生活裏，替它留出一點位置。像種一株植物，不是為了結果，而是因為那個過程本身，已經讓人覺得值得。

002黎達達榮〈木積積〉

001麥震東〈《字花》20周年感言〉

讀大學的時候，坊間有兩本創作班底比較年輕的文藝雜誌，一本是《月台》，一本是《字花》，兩本我都接受過數次邀稿。時常覺得兩本雜誌是有些關係的，但好像只是有某些作家重疊出現於兩本雜誌之中。編輯部門年紀比我稍長，不過現在回想起來，當時大家都是青澀的寶寶，這些時光實在令人懷念。 印象最深刻的一篇作品，是我為《字花》第48期封面與及內文插畫。該期題為「治癒」。當時候廿來歲的我，走去談人生智慧，真是有點吃力。和編輯溝通了幾轉之後，也沒有頭緒。好在經過一個星期的苦思，想到來自佛教的《十牛圖》所描繪悟道的十個階段，作為一種心理治療的過程，大意是觀得一切事物都在流變，繼而明白根本無可以執著的事物。然後又花了數天，將之以繪畫表達出來，編輯滿意，自己也很喜歡。 現在的我已蒙上一身俗氣，回看當時那顆純純的心，興嘆之餘，也提醒自己世事無常，唯有砥礪前行。 也寄語年青的各位多投稿，記載當下。因為當下是最好的。

008吳君沛〈《字花》校對班〉

在我和羅樂敏之間有個奇怪的說法：我比她更早加入《字花》。 是這樣又不是這樣。2010年暑假，傳說中的「少女組」組成（羅樂敏、譚穎詩、洪曉嫻），成為《字花》早期的助理編輯。某個安靜的下午，她們來到新蒲崗只有兩張枱的半間辦公房談甚麼（因為當時行政部只有阿東和Duncan兩個人），那時有個嘍囉就在辦公房外一張公用的黑色木桌那兒——不知幹甚麼，反正是挖坑填洞一類無用的事。那時我是《字花》的暑期工，還在讀副學士，為了應付詩詠老師的論文功課才剛剛知道有本書叫《拾香紀》。 後來和歷屆編輯有些熟一點，有些不認識，所以便「周邊地」聯繫着，間中也為他們挖坑填洞。有文章刊登過在《字花》（不想再提起），這似乎是我被浸大中文系取錄的原因，又因着浸大中文系觸發了我往後和匯智出版有限公司十餘年的合作關係。在匯智，我除了接觸到更多香港文學的作品（和《字花》的風格不盡相同），還獨沽一味被開發成一部校對機器。 至於敏神後來少女不再，卻成了「水煮魚」的大總監，老成持重的她某天找我一起做講座，是為「硬橋硬馬編輯培訓班」，由我主講校對的部分，時維2019年。講座在2019至2021年先後舉辦了三次，但其實與此相關的，還有另一個部分：我需要「特訓」《字花》的助理編輯和實習生，提升他們的校對技能，特訓的方法由我決定。 於是我便主持了幾屆《字花》校對班（不記得是三屆抑或四屆了，是在2018至2022年間，最後一屆在阿敏總監任期之後，由重回「水煮魚」的阿東延續，前後合計有十餘位學員參與過）。玩法是：每個星期我和五、六位學員校對相同批次的《字花》或《別字》稿件，平均每次七、八篇，他們提早兩天校好傳給我批改，然後我們聚在「水煮魚」的辦公室或別的地方（疫情時則是通過zoom），由我點評和講解，一同討論彼此的表現。起初的屆數沒那麼規範，最後兩屆各有十二課，歷時大約四、五個月。 由「校」而及於「教」，於我可是第一次。回想那時我的工作量還頗大的，唯其如此卻有點浪漫：校對是一件很悶蛋的事，多少爛稿自己扛，比刪掉的一格space、出版後一整疊丟進回收桶的校稿還空虛；現在圍圈討論功課，竟有點像「詩作坊」圍讀彼此作品——校對和創作可是同樣認真的事。 特訓對於學員有沒有用呢？這要問他們才知道。杯水車薪少不免，但難道只是純然的挖坑填洞？我想不是的。而對於久處行業「生產線」的我來說，得着則非常大：平日自己校稿，憑經驗憑直感，圈了就圈了，不解釋，也很難解釋。但教學不行，「上次你明明這樣改，為何今次不改？」沒錯，就是不改，我是有理由的，我必須念念都清楚，我的馬步必須紮得更穩。 那麼，他們校得好或不好，是緣於語文根柢、文字敏感度抑或集中力？我能不能至少糾正他們的手勢？更別說，當我以為自己滴水不漏，他們卻提出了刁鑽的發現，證實我走漏眼。聽起來還是很悶蛋是不是？但平日在出版的流水作業中，很難有這種振奮的感覺。 ——那時是為甚麼我買了一支加辣的檸檬茶做懲罰？誰還說幾好飲？忘記了，但是因着我沒想過的機緣，那時能和你們常常相見，一起做認真的事，我很快樂。 回到那張黑色的木桌，在安寧的氣味中我應該也校過幾期《字花》，水平就不要說了，他們不過是胡亂找點事給我打發。然而，後來偶爾從詩詠老師聽說她以往的文學經歷，間歇讀到前輩文人談起文學事業的磚瓦，乃至在匯智十幾年的親歷——自從文學進入我的生命，容或紛紛擾擾有時徒勞無功，最終卻不無提示：美成在久。至於《字花》的各種細節，幾代成員理想的接力，親眼目睹過一些，輕輕感念於心。

007周耀輝〈《字花》二十年〉

編輯發來邀請，可以為《字花》二十年寫點甚麼嗎？電郵寫着： 周耀輝登場紀錄（通算12回），從37到48期。 是啊是啊，是2012年，我開始在《字花》書寫對母親的思念，起名《紙上染了藍》。 我是一個需要deadline的人，明明母親離世後，不久就跟自己約定，要寫她，要寫我們，但一直拖着拖着。幸好《字花》找我寫「專欄」，好呀，兩個月一次，我可以，有清清楚楚的deadline。 就這樣，從2012到2014年。編輯的電郵還列下當時的連載題目： 第一篇：三生。三鞠躬。三姨 第二篇：燈。破地獄。火 第三篇 …… 篇篇都是起了如此「三合一」的標題。我寫東西除了deadline以外，還要結構。我媽排第三，人家稱她三姨，我想也不想就定了每篇由三個副題三種思路組成。十二篇，一共就是36段路了。 「字花」，對我來說，不是法式優雅Fleurs des Lettres，是一種民間賭博，在我的童年回憶裡，是大人叫我們小孩幫忙跑來跑去下注的。 維基百科說：「開賭的方法大致如下：莊家會預先開出一個列表，內有三十六個人名或三十六種物品。每次開賭時，抽出其中一個，把寫上名字的紙或竹牌，覆蓋起來，放在當眼的地方，讓賭徒下注。過一段時間以後，打開謎底然後派彩。」 36。 感謝《字花》，讓我走了這樣的36段路，也祝願《字花》，33不盡66無窮。

007高俊傑〈未埋單，先計數〉

我數口差，但我對某些數字、年份的記憶很不錯，就像多年以後，我清楚記得《字花》的銷量曾長期維持住每期約一千本——我先說服自己，這賣出去的一千本中也有我的少許貢獻。平均一千本，而非數百本的數字意味着在前人辦過的，同時代人所辦的，與後來尚未誕生的香港文學雜誌當中，《字花》交出過稍稍突破同溫層的成績，讓文學愛好者以外的一群讀者也買單。 後來從2011年3月開始，我更加不時說服自己，我能夠大致維持住每期《字花》賣出一千這一數據。從那時開始，我不再是這本雜誌的其中一位編輯，而成為了主編。這本雜誌由原有的編輯群交到我及一班新加入的編輯手中，在這之前《字花》是一直不設主編一職。而在我之前的編輯群在文學界都比我資深，年紀上也是我的上一代人，其中張歷君更是我大學時期的老師。我不會說我其實是硬着頭皮接手，但我會說我不斷嘗試消化、處理伴隨接任主編而來的焦慮。約一年後，我像舊有的編輯群一樣離開，雜誌後來交到下一任主編手中。我慶幸既沒有讓我負責的那幾期《字花》在銷量上太難看，也樂於看到，《字花》在我不再負責的期數創下更佳銷量：序言書室發佈的2013年年度暢銷書排行榜中，雜誌類頭5位中有4位都是不同期數的《字花》。 我數口差，但我會計較。因為《字花》是我從大學時期開始投入，也是我第一份的全職工作——我也是想當然這樣說服自己。計黎做乜，有冇得計……還是希望埋單計數，並（重新）發現有兩件事值得一談。 第一件事是發生在我接任主編之前，我約到了一篇很特别的稿。2010年8月今敏逝世。我是在字花的行政同事Duncan介紹下開始一部一部看今敏的動畫，覺得應該要約一篇今敏的評論稿刊在《字花》上。我想到了當時《字花》作者群中，之前寫過動漫評論的鄭聖勳。聖勳應約，並交來了一篇遠超約稿慣常字數，性質上也很罕見的評論稿Spoiled Blue。這篇稿像是聖勳該年9月中其中5天的行事曆，當然是擴寫版的，畢竟全稿近一萬字。在5個不同的日期之下，有對今敏動畫Perfect Blue的評論，也有寫作者自己的方方面面，如紀錄了他在生活中彷如其中主角霧越未麻經歷過的恍惚與失神；由今敏這部動畫中的恐懼（Perfect blue的中譯是藍色恐懼）、哀愁跳接到自己論文研究對象，六朝時期詩人庾信的作品中對這些情感既同且異的展開；以至揉雜着自己對家族中長輩離世，對今敏在遺書中寫下種種不甘心與歉疚而觸發的情懷。對我而言，這篇文章在各種意義上都是有份量的，它無法被簡單歸類，不缺洞見而自成一家之言。我在看到這篇評論刊載在第28期《字花》的時候這樣想——那時我也寫了一篇今敏的評論稿；我在2022年看了一部關於今敏的紀錄片後還是這樣想；今年，2026年，我到戲院重看被重製成4K高畫質的今敏動畫後，還是有着一模一樣的想法。而聖勳離開我們10年了。 聖勳的這篇Spoiled Blue更名為〈髒掉的藍色〉，收入在他的蜃樓出版社《明星》（2012）一書中，後來也收入在2016年《人間思想》期刊〈舞踊有時：記鄭聖勳〉的部份，及2018年《子夜：文化研究視野中的文學與社會》。 最後談一件想做但沒有做成的事，發生在我接任主編之後。2011年3月，我開始為接手後的第一期策劃內容。新加入的執行編輯李卓賢打聽到大江健三郎即將來港出席英仕曼亞洲文學獎的消息（他以《換取的孩子》進入入圍名單），並聯絡上一份報章文化版的記者，提出一起去訪問他。我興致勃勃着手準備訪問——《字花》轉成主編制，正好可以做更多人物訪問及具時效性的策劃。然後311大地震發生，大江取消來港。 埋單計數：始於不能有負於人的計算，中間種種收穫、陪伴、遺憾，以至最後的離開都是無從預計的。而追認這些，更覺察到另一些的缺席。

006陳子謙〈前奏〉

2021年逛香港書展，路過水煮魚文化製作有限公司的攤位。年輕的工作人員熱情地向我介紹︰「看過《字花》嗎？」當然看過，因為我做過三年《字花》編輯。 那是2008至2011年的事了，難怪他們不認得我。我加入《字花》時，它才兩歲，好像還是本地最年輕的文學雜誌，創辦人肯定也沒能想像它二十歲的模樣。當時未設主編，幾張嘴各有見解，會議難免漫長，然而我喜歡那種平等討論的氣氛。開會時，大家總會突然冒出幾句佻皮話，爆笑，然後繼續爭論。初時都在椰林閣開會，我主張改到食物更佳的咖啡室──這可能是我對《字花》最大的貢獻？會議內容我幾乎忘光了，只記得大家遲到有多兇。六點半開會，結果八點左右才能開始討論。我很少遲到，拖稿卻跟大家一樣兇。做過編輯的都知道死線有真有假，於是比一般作者更會拖稿，有時候索性拒接來電。有一次我向前編輯催稿，電話竟能接通，我驚呼︰「沒想到你會接聽！」她解釋︰「我認不出這號碼是你嘛……哎，警察來了，不說了！」掛線。 恕我懶散，淡出編輯前線後很少細閱《字花》了。二十年來功過，得留給他人評斷，而我只能肯定，這雜誌深深影響了我。早期《字花》有介入社會的雄心，而我做編輯時念博士，研究《盤古》、《70年代雙周刊》等1970年代香港雜誌，正是想借前人軌跡思考自己的文學道路。另一方面，《字花》曾與何鴻毅家族基金合辦「筆可能」寫作坊，我兼任課程總監，設計初高階課程；兩者都不以文類技巧為框架，更關注如何藉寫作探索自我，認識世界。後來在大學教創意寫作，多少延續了這個取向。 以前編輯和友好校對《字花》，會用唱機播放唱片。有一次，我帶了Pink Floyd的Wish You Were Here去，那首Shine On You Crazy Diamond還未播完前奏，就有人抗議了︰「不如聽陳綺貞？」當時我只覺沒勁，現在回想便笑自己強人所難，畢竟那前奏真的超長，第一句歌詞在超過八分鐘後才唱出。 當時可沒想到，那三年仍是《字花》的前奏。

005何杏園〈漫長的閃亮時光〉

我在《字花》的時光大概六年左右，這六年剛好重疊了最多新衝擊、轉變最急速的大學時期和大學畢業初期，以致後來會有種錯覺好像在《字花》逗留了很長很長的日子。 最初加入的並不是雜誌本身，而是一個名為「工作組」的分支，專門構思活動，或者報刊教育版專欄，在有空的時候會幫忙校對一下雜誌。大約在工作組工作（玩）了一年多，正式加入雜誌，成為專門負責看投稿、策劃創作欄目的創作版編輯。 最初主理創作版會感覺這是一個稍近刻板的崗位——在剛接觸編輯工作的時間，只懂看到專題組每期的絞盡腦汁找點子、為題目定調、找位置的挑戰性，未懂得創作版的趣味所在。這個版面最顯然而見的，就是每期都要消化大量的投稿，從中找出好看的作品，並要不受自己口味所困，抽離一點地思考「這是一篇好看的作品嗎？」偶爾會有看第一眼就閃閃發亮的作品，即使把作品反覆再細看，仍能不斷找到刺點，至今仍然記得那種興奮。 為了令這一連串工序的不確定性和變化增加，令事情變得好玩，維持當編輯的趣味，我當時和搭檔常想一些徵稿題目，自己也試過構思新的創作欄目，邀請新作者供稿，滿足一下自己，又為難一下作者：究竟這些題目能不能激發有趣的作品？能不能令作者碰撞到新的寫作面向？現在回想，有一些想法未必很成熟，但仍貼近後來我對創作版面的思考的。自由的投稿園地絕對是文學雜誌最珍貴的地方，但對年輕的作家和編輯來說，版面也應存在一些能激發互動，從中一同成長的空間。編輯除了每期幾句的點評反饋外，是不是也可以成為創作路上的提問者，或成長的同伴？如能為作者設下有意義的題目，或者就可以一同在短期目標中，透過創作、反饋的互動成長？ 經歷了許多期周而復始的選稿、編排、深宵校對、出版、宣傳的循環後，我選擇了離開雜誌，和伙伴創立了一家尚在營業的出版社。我對編輯的很多更具體想法，都是在更後來的工作、交流和體驗中慢慢形塑而來的，但那幾年的兼職編輯生涯，確實為我打開了許多可能性，也讓我摸索到「作為編輯」的一些朦朧概念（當然我也自問在離開的時候是個合格有餘的初階編輯）。更幸運的是認識到一班仍在閃閃發亮的優秀作者，甚至能夠參與其中一些作者接下來的創作生命，絕對是另一件好玩的事情。

006洪慧〈編輯大佬們〉

《字花》編輯們，我最不能忘懷的是陳子謙。 那大概是一個炎熱的夏天，畢竟回憶按例都是在炎熱的夏天。我從大學圖書館裏出來，迎頭遇到子謙。那時他是助教。我就問他： 「下期《字花》幾時出版呀？」 「咦，你怎麼知道？」 「不是你嗎？」 「對，就是我。」 就這樣我們從詩歌到評論，評論到愛情，天南地北。他最厲害的地方是他對文學的評論從來沒有廢話。如果說危令敦老師的新詩課，為我點出了台灣現代詩的世界，子謙的想法就讓我真正下場，落實為詩。其實，他有時談到一些文學鬼話時，那陰陰嘴的恥笑，抑或謂之淫笑，非常有層次。 後來我臨離開香港前，曾和他道別。他言語之間透出一點沉重的陰沉。真是辛苦了。 其實還有盧勁馳。那時我只是大學剛畢業了數年。他就為我寫了一篇評。而且不單是評論，是在《字花》第35期的「走著瞧：洪慧小輯」，收錄了我的幾首詩。當然，這並不止是他一個人的心血，而是一眾編輯毅然決定要為一個籍籍無名的臭小子所寫的詩做一個專輯。寫詩，然後得到評論，那是多麼難得。那個小輯，對我而言真是有着莫大的鼓勵。我一直銘記於心，希望勁馳一切安好。

005璇筠〈有畫有花〉

千禧年後，身邊的朋友興致勃勃要創辦《字花》——用文藝想像一本香港的、也是世界的文學雜誌。大家抱有極大信心—詩友、朋友都有品味，也有魄力與眼光，去重新集結和宣揚一群忠於文學／美學的讀者。《字花》正是在那個有着黑洞實力般的文化千禧時代，熱血地走上了文藝領航的位置。這是那時的香港必需要的——時裝、電影與文學通過巧妙的版面書籍設計連在一起。《字花》雜誌代表了年青、原創、精緻的文藝生活品味。又不斷引入外文詩或者文學評論，介紹世界各地的作者，非常有營養。 我認為，《字花》的其中一點成功，在於以文藝的方式展現香港本土的「多媒體想像力」。當然，作為一本文學雜誌，他的跨媒體實驗最後還是呈現於紙本。但是那背後實驗的精神是大膽的僭越與跨界，例如每期都有詩與畫的交匯。但是同時油畫封面又會有一種樸拙的質感。我曾經在這裏提取一點靈感，把這種跨界的精神放在當時在香港兆基創意書院的中文教學上。那時我曾經創辦「詩節」這個文學活動。就是希望透過多媒體的方式，讓人發現、展現文字之美。我教新詩然後讓學生把新詩的文字例如楊牧、也斯、飲江、蔡炎培、關夢南等等的詩化成水彩畫、形體短劇、短片甚至裝置藝術在校園內外搞展覽，表演，參考《字花》的排版設計方式，每年都做幾套「詩畫明信片」，到現在看來還是覺得，別致。好幾年玩得不亦樂乎。雖然有人說多媒體的藝術成品沒有人會記得，但是當這些文本在年青人手上嘗試對話和融煉，再一次演繹出來這也成為了他們詮釋青春的一種方式。後來有書院的學生走到《字花》做編輯。我記得《字花》總是把攝影、畫和詩歌放在一起。而我獲登的詩畫，遠的一次是第10期的詩〈女王之畫皮〉，近的一次是高立把我的〈城市、紫荊花和船〉一詩，畫成一片深海，海上面有平行漂流的瓶子。裏面有我城的一些回憶，例如有船、一些奏樂的人。高立還告訴我用電筒照黑色天空及海的部份，會有特別效果。詩、畫登在《字花》。原稿大畫就放在留下書舍。作品還有MV，是傳統說唱南音，Jason Kong創作，聽起來有一種遙遠的味道。 我記得有前輩曾經笑說，《字花》是直接排拒「老」讀者的。因為字太小了。當時好像跟某些編輯反映過這個問題。後來成為一種沒有惡意的風格。也許為了放上特長篇小說，或者純粹是版面設計？ 《字花》有《字花》的審稿門檻。我說的是門檻，不只是品味。不同的文學雜誌有不同的編輯取向——那是自然的。但是對我們那一代大學生來說，能夠在《字花》刊登，代表了文字創新有實驗性，「好睇」有型。可能有艱澀或者耽溺的部份，然而卻有種魅力，呼引着同類，同呼同吸，也折射了一時的文藝光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