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黃怡〈歡迎新人的文學花園〉

在我開始寫作的時候第一次發表的作品，是在《字花》第3期《爽》中一篇題為〈方格〉的小說。小說內容我已經不太記得了，恐怕不是甚麼傑作，倒是記得在《字花》發表這篇作品時相關的兩件事，一是拿我的小說去發表的編輯把我的名字寫成了「王怡」，因為當時我用的網絡匿稱姓王，二是小說發表的欄目會有編輯點評刊登作品。 前者對我來說不是甚麼大事，後者卻是。發表作品當時我只是個初中生，《字花》的編輯群當時都廿九幾歲，是早已超過大學畢業年紀的「大人」。對那時候的我來說，《字花》代表着學校以外那個「真正」的，屬於「大人」的文學場域。那裏的人不會像學校老師那樣，因為我只是初中生而降低對我作品的要求，也不必因為我是校內學生而刻意提供發表機會，更沒有責任一定要就作品給予珍貴的專業點評。要在《字花》發表作品，就要憑作品的水平跨過文學雜誌編輯所定的門檻，可以說是一種對新手來說重要的認可。同時那個欄目亦有鼓勵新人投稿的意圖，讓名氣不大的年輕人可以與已成名的作家在同一本刊物中發表作品，也像是在對像我那樣的新手說，來一起玩吧，這個園地歡迎你們，我們已經擺好了椅子，來和前輩、同好們一起坐吧。在這樣的氛圍裏，我也以不同形式參與後面好幾期《字花》；過了十年，自己也成了《字花》的編輯。

009李嘉儀〈《字花》回顧〉

有一段時間，我曾以為生命裏只有一種時間值得存活，那就是文學的時間。那時我們閱讀，寫作，吵架，吃飯，然後開會至夜深。還記得在黃靜擔任《字花》主編的那一段時間，我有幸成為預備第50期「她們仨」專題的其中一位編輯。所謂「她們仨」，就是邀得鍾玲玲、鍾曉陽與黃碧雲三位香港作家對談。那個專題在當時被我們形容為「星光熠熠」，在眾多紙本文學媒體面臨危機的今日，回頭一看，仍然是一個微微發光的記憶落點，記錄着我們對文字單純的熱愛與專注。那時我年輕、懵懂、輕率狂妄。我在那裏看着我所鍾愛的文字長大，聽着每個人隱約的想望與追尋。我有時仍舊會想起某一扇殘舊的門，某一幢工廠大廈，在某一個已經不再存在的空間裏，有一張張埋首在紙頁間的熟悉臉孔。祝願屬於文學的時間終會在不同形式的流轉中，找到每一雙專注與熱愛的眼睛。

008吳君沛〈《字花》校對班〉

在我和羅樂敏之間有個奇怪的說法：我比她更早加入《字花》。 是這樣又不是這樣。2010年暑假，傳說中的「少女組」組成（羅樂敏、譚穎詩、洪曉嫻），成為《字花》早期的助理編輯。某個安靜的下午，她們來到新蒲崗只有兩張枱的半間辦公房談甚麼（因為當時行政部只有阿東和Duncan兩個人），那時有個嘍囉就在辦公房外一張公用的黑色木桌那兒——不知幹甚麼，反正是挖坑填洞一類無用的事。那時我是《字花》的暑期工，還在讀副學士，為了應付詩詠老師的論文功課才剛剛知道有本書叫《拾香紀》。 後來和歷屆編輯有些熟一點，有些不認識，所以便「周邊地」聯繫着，間中也為他們挖坑填洞。有文章刊登過在《字花》（不想再提起），這似乎是我被浸大中文系取錄的原因，又因着浸大中文系觸發了我往後和匯智出版有限公司十餘年的合作關係。在匯智，我除了接觸到更多香港文學的作品（和《字花》的風格不盡相同），還獨沽一味被開發成一部校對機器。 至於敏神後來少女不再，卻成了「水煮魚」的大總監，老成持重的她某天找我一起做講座，是為「硬橋硬馬編輯培訓班」，由我主講校對的部分，時維2019年。講座在2019至2021年先後舉辦了三次，但其實與此相關的，還有另一個部分：我需要「特訓」《字花》的助理編輯和實習生，提升他們的校對技能，特訓的方法由我決定。 於是我便主持了幾屆《字花》校對班（不記得是三屆抑或四屆了，是在2018至2022年間，最後一屆在阿敏總監任期之後，由重回「水煮魚」的阿東延續，前後合計有十餘位學員參與過）。玩法是：每個星期我和五、六位學員校對相同批次的《字花》或《別字》稿件，平均每次七、八篇，他們提早兩天校好傳給我批改，然後我們聚在「水煮魚」的辦公室或別的地方（疫情時則是通過zoom），由我點評和講解，一同討論彼此的表現。起初的屆數沒那麼規範，最後兩屆各有十二課，歷時大約四、五個月。 由「校」而及於「教」，於我可是第一次。回想那時我的工作量還頗大的，唯其如此卻有點浪漫：校對是一件很悶蛋的事，多少爛稿自己扛，比刪掉的一格space、出版後一整疊丟進回收桶的校稿還空虛；現在圍圈討論功課，竟有點像「詩作坊」圍讀彼此作品——校對和創作可是同樣認真的事。 特訓對於學員有沒有用呢？這要問他們才知道。杯水車薪少不免，但難道只是純然的挖坑填洞？我想不是的。而對於久處行業「生產線」的我來說，得着則非常大：平日自己校稿，憑經驗憑直感，圈了就圈了，不解釋，也很難解釋。但教學不行，「上次你明明這樣改，為何今次不改？」沒錯，就是不改，我是有理由的，我必須念念都清楚，我的馬步必須紮得更穩。 那麼，他們校得好或不好，是緣於語文根柢、文字敏感度抑或集中力？我能不能至少糾正他們的手勢？更別說，當我以為自己滴水不漏，他們卻提出了刁鑽的發現，證實我走漏眼。聽起來還是很悶蛋是不是？但平日在出版的流水作業中，很難有這種振奮的感覺。 ——那時是為甚麼我買了一支加辣的檸檬茶做懲罰？誰還說幾好飲？忘記了，但是因着我沒想過的機緣，那時能和你們常常相見，一起做認真的事，我很快樂。 回到那張黑色的木桌，在安寧的氣味中我應該也校過幾期《字花》，水平就不要說了，他們不過是胡亂找點事給我打發。然而，後來偶爾從詩詠老師聽說她以往的文學經歷，間歇讀到前輩文人談起文學事業的磚瓦，乃至在匯智十幾年的親歷——自從文學進入我的生命，容或紛紛擾擾有時徒勞無功，最終卻不無提示：美成在久。至於《字花》的各種細節，幾代成員理想的接力，親眼目睹過一些，輕輕感念於心。

007高俊傑〈未埋單，先計數〉

我數口差，但我對某些數字、年份的記憶很不錯，就像多年以後，我清楚記得《字花》的銷量曾長期維持住每期約一千本——我先說服自己，這賣出去的一千本中也有我的少許貢獻。平均一千本，而非數百本的數字意味着在前人辦過的，同時代人所辦的，與後來尚未誕生的香港文學雜誌當中，《字花》交出過稍稍突破同溫層的成績，讓文學愛好者以外的一群讀者也買單。 後來從2011年3月開始，我更加不時說服自己，我能夠大致維持住每期《字花》賣出一千這一數據。從那時開始，我不再是這本雜誌的其中一位編輯，而成為了主編。這本雜誌由原有的編輯群交到我及一班新加入的編輯手中，在這之前《字花》是一直不設主編一職。而在我之前的編輯群在文學界都比我資深，年紀上也是我的上一代人，其中張歷君更是我大學時期的老師。我不會說我其實是硬着頭皮接手，但我會說我不斷嘗試消化、處理伴隨接任主編而來的焦慮。約一年後，我像舊有的編輯群一樣離開，雜誌後來交到下一任主編手中。我慶幸既沒有讓我負責的那幾期《字花》在銷量上太難看，也樂於看到，《字花》在我不再負責的期數創下更佳銷量：序言書室發佈的2013年年度暢銷書排行榜中，雜誌類頭5位中有4位都是不同期數的《字花》。 我數口差，但我會計較。因為《字花》是我從大學時期開始投入，也是我第一份的全職工作——我也是想當然這樣說服自己。計黎做乜，有冇得計……還是希望埋單計數，並（重新）發現有兩件事值得一談。 第一件事是發生在我接任主編之前，我約到了一篇很特别的稿。2010年8月今敏逝世。我是在字花的行政同事Duncan介紹下開始一部一部看今敏的動畫，覺得應該要約一篇今敏的評論稿刊在《字花》上。我想到了當時《字花》作者群中，之前寫過動漫評論的鄭聖勳。聖勳應約，並交來了一篇遠超約稿慣常字數，性質上也很罕見的評論稿Spoiled Blue。這篇稿像是聖勳該年9月中其中5天的行事曆，當然是擴寫版的，畢竟全稿近一萬字。在5個不同的日期之下，有對今敏動畫Perfect Blue的評論，也有寫作者自己的方方面面，如紀錄了他在生活中彷如其中主角霧越未麻經歷過的恍惚與失神；由今敏這部動畫中的恐懼（Perfect blue的中譯是藍色恐懼）、哀愁跳接到自己論文研究對象，六朝時期詩人庾信的作品中對這些情感既同且異的展開；以至揉雜着自己對家族中長輩離世，對今敏在遺書中寫下種種不甘心與歉疚而觸發的情懷。對我而言，這篇文章在各種意義上都是有份量的，它無法被簡單歸類，不缺洞見而自成一家之言。我在看到這篇評論刊載在第28期《字花》的時候這樣想——那時我也寫了一篇今敏的評論稿；我在2022年看了一部關於今敏的紀錄片後還是這樣想；今年，2026年，我到戲院重看被重製成4K高畫質的今敏動畫後，還是有着一模一樣的想法。而聖勳離開我們10年了。 聖勳的這篇Spoiled Blue更名為〈髒掉的藍色〉，收入在他的蜃樓出版社《明星》（2012）一書中，後來也收入在2016年《人間思想》期刊〈舞踊有時：記鄭聖勳〉的部份，及2018年《子夜：文化研究視野中的文學與社會》。 最後談一件想做但沒有做成的事，發生在我接任主編之後。2011年3月，我開始為接手後的第一期策劃內容。新加入的執行編輯李卓賢打聽到大江健三郎即將來港出席英仕曼亞洲文學獎的消息（他以《換取的孩子》進入入圍名單），並聯絡上一份報章文化版的記者，提出一起去訪問他。我興致勃勃着手準備訪問——《字花》轉成主編制，正好可以做更多人物訪問及具時效性的策劃。然後311大地震發生，大江取消來港。 埋單計數：始於不能有負於人的計算，中間種種收穫、陪伴、遺憾，以至最後的離開都是無從預計的。而追認這些，更覺察到另一些的缺席。

006陳子謙〈前奏〉

2021年逛香港書展，路過水煮魚文化製作有限公司的攤位。年輕的工作人員熱情地向我介紹︰「看過《字花》嗎？」當然看過，因為我做過三年《字花》編輯。 那是2008至2011年的事了，難怪他們不認得我。我加入《字花》時，它才兩歲，好像還是本地最年輕的文學雜誌，創辦人肯定也沒能想像它二十歲的模樣。當時未設主編，幾張嘴各有見解，會議難免漫長，然而我喜歡那種平等討論的氣氛。開會時，大家總會突然冒出幾句佻皮話，爆笑，然後繼續爭論。初時都在椰林閣開會，我主張改到食物更佳的咖啡室──這可能是我對《字花》最大的貢獻？會議內容我幾乎忘光了，只記得大家遲到有多兇。六點半開會，結果八點左右才能開始討論。我很少遲到，拖稿卻跟大家一樣兇。做過編輯的都知道死線有真有假，於是比一般作者更會拖稿，有時候索性拒接來電。有一次我向前編輯催稿，電話竟能接通，我驚呼︰「沒想到你會接聽！」她解釋︰「我認不出這號碼是你嘛……哎，警察來了，不說了！」掛線。 恕我懶散，淡出編輯前線後很少細閱《字花》了。二十年來功過，得留給他人評斷，而我只能肯定，這雜誌深深影響了我。早期《字花》有介入社會的雄心，而我做編輯時念博士，研究《盤古》、《70年代雙周刊》等1970年代香港雜誌，正是想借前人軌跡思考自己的文學道路。另一方面，《字花》曾與何鴻毅家族基金合辦「筆可能」寫作坊，我兼任課程總監，設計初高階課程；兩者都不以文類技巧為框架，更關注如何藉寫作探索自我，認識世界。後來在大學教創意寫作，多少延續了這個取向。 以前編輯和友好校對《字花》，會用唱機播放唱片。有一次，我帶了Pink Floyd的Wish You Were Here去，那首Shine On You Crazy Diamond還未播完前奏，就有人抗議了︰「不如聽陳綺貞？」當時我只覺沒勁，現在回想便笑自己強人所難，畢竟那前奏真的超長，第一句歌詞在超過八分鐘後才唱出。 當時可沒想到，那三年仍是《字花》的前奏。

005何杏園〈漫長的閃亮時光〉

我在《字花》的時光大概六年左右，這六年剛好重疊了最多新衝擊、轉變最急速的大學時期和大學畢業初期，以致後來會有種錯覺好像在《字花》逗留了很長很長的日子。 最初加入的並不是雜誌本身，而是一個名為「工作組」的分支，專門構思活動，或者報刊教育版專欄，在有空的時候會幫忙校對一下雜誌。大約在工作組工作（玩）了一年多，正式加入雜誌，成為專門負責看投稿、策劃創作欄目的創作版編輯。 最初主理創作版會感覺這是一個稍近刻板的崗位——在剛接觸編輯工作的時間，只懂看到專題組每期的絞盡腦汁找點子、為題目定調、找位置的挑戰性，未懂得創作版的趣味所在。這個版面最顯然而見的，就是每期都要消化大量的投稿，從中找出好看的作品，並要不受自己口味所困，抽離一點地思考「這是一篇好看的作品嗎？」偶爾會有看第一眼就閃閃發亮的作品，即使把作品反覆再細看，仍能不斷找到刺點，至今仍然記得那種興奮。 為了令這一連串工序的不確定性和變化增加，令事情變得好玩，維持當編輯的趣味，我當時和搭檔常想一些徵稿題目，自己也試過構思新的創作欄目，邀請新作者供稿，滿足一下自己，又為難一下作者：究竟這些題目能不能激發有趣的作品？能不能令作者碰撞到新的寫作面向？現在回想，有一些想法未必很成熟，但仍貼近後來我對創作版面的思考的。自由的投稿園地絕對是文學雜誌最珍貴的地方，但對年輕的作家和編輯來說，版面也應存在一些能激發互動，從中一同成長的空間。編輯除了每期幾句的點評反饋外，是不是也可以成為創作路上的提問者，或成長的同伴？如能為作者設下有意義的題目，或者就可以一同在短期目標中，透過創作、反饋的互動成長？ 經歷了許多期周而復始的選稿、編排、深宵校對、出版、宣傳的循環後，我選擇了離開雜誌，和伙伴創立了一家尚在營業的出版社。我對編輯的很多更具體想法，都是在更後來的工作、交流和體驗中慢慢形塑而來的，但那幾年的兼職編輯生涯，確實為我打開了許多可能性，也讓我摸索到「作為編輯」的一些朦朧概念（當然我也自問在離開的時候是個合格有餘的初階編輯）。更幸運的是認識到一班仍在閃閃發亮的優秀作者，甚至能夠參與其中一些作者接下來的創作生命，絕對是另一件好玩的事情。

004阿修〈臨時安全警衛和那條魚〉

貳瓶勉 Blame! 後半出現了臨時安全警衛，名為都莫契夫斯基（ドモチェフスキー）的角色（別問為甚麼看上去像俄文）。當網路球面對珪素生物入侵，在階層之間的非公式階層會做出防衛措施，臨時生成警衛保護當地的人類。 臨時是個「剎那」般的時間觀念，但又沒有像五十年那樣姑且給你期限，就如免費的最昂貴，臨時會花較原定更多的時間，水原千鶴會按鐘收付加費。大埔臨時街市建自1983年，就如詩人銘予所寫「臨時都說了廿年」，捱到女人四十變六十，2004年才要拆掉；Blame! 裏網路球下達生成指令不久，造換塔的功能就遭到阻斷，結果「臨時」的都莫獨自戰鬥2244096小時（約256年，作者用一個分鏡說明就表達了那個時間）。相較之下我的臨時只待了一年，實在沒有貢獻可言。 那時進到《字花》是因為眼看別人快將博士畢業，再不做點事就要被遠遠拋在後頭。從她口中得知有心人想延續《字花》，正好我也需要一個脫離報館的口實，於是經她引薦認識了高俊傑。多年後我和高合租一個我稱之為「哥布林的巢穴」的倉庫，「不出現在人類面前的哥布林」的友誼比臨時來得持久。 《字花》的母公司叫水煮魚，據說是創辦人作家T最愛吃水煮魚，可惜那年也沒有吃過一次。公司最初的人手不多，只在新蒲崗大有街合租辦公室。原本只有兩個大男人「你眼望我眼」，我和高進駐時剛好有寫作計劃聘請同事，公司在原地再租幾個座位。辦公室設有排練室，沒有担当アイドル在裏面上課，有一群姐姐定期在練舞，時間到了緊閉着的練舞室總會瘋狂傳出高耀太的《純情》，那並不是令人厭惡的環境，只是因為那個空間一直都很熱鬧，總是累積不到工作的氣氛，會忘記那裏是臨時的工作空間；曾經在那裏遺失了她給我的單反相機以及陳子謙收藏的馬朗簽名詩集，每次想起我都會感到疚歉和胃痛。 做報館的日子，每天照單執藥的表格叫菜單，做《字花》用的是魚骨，搜索器說這是日本學者石川馨發明的生產管理圖表。第一次見到編輯部每期輸出的魚骨，除了讓我聯想到那是一條吃剩了的水煮魚，還有就是都莫契夫斯基放在魚缸裏的魚，當他在階層夾縫間生成時，這條像脫皮錦鯉的老魚正在地上掙扎，與他和艾可（イコ，後來在戰鬥失去了實體）在一起。為甚麼想起那條魚？鳥白島渡輪上的婆婆說：「這應該是那個吧。既視感。」我一直都想不到那條魚的功能。貳瓶勉粉絲專頁解釋，那是自Blame! 第二話以來第二次出現的遠古生物，可說是地球的生態活化石。如今寫到這裏，或許可再做解釋，就是那條魚正面臨脫水死亡，作為階層的唯一有機生命體觸發了臨時安全警衛機制。作為都莫的保護對象，那條魚安安穩穩多活256年，直至探索者霧亥和西波（シボ）帶着遺傳因子出現。都莫準備護衛西波離開尋找霧亥，臨行前最後一眼看了那條魚，然後不復再見。你相信那條魚活了下來，因為都莫和霧亥消滅了階層之間的珪素生物。縱使不理會那條魚，牠都會比任何一個過客都要活得長久。 ／阿修　香港文學工作者，ACG研究者，後話文字工作室、三色豆文化圈創辦成員。

003陸穎魚〈叮噹可否不要老，字花可否不要枯？〉

要談《字花》，彷彿要我去問叮噹借來時光機，在台北穿越時空回到2011年的香港，那是十五年前的人事物。那時我二十出頭，仍在學習與吸收文學的過程中。如果我無記錯，加入《字花》編輯群後，首次參與製作的是第30期「歸去來兮，返火星」，最後一舞則是第48期「治癒失格」。 三年。不長不短，卻成就人生一圈光環。 當初為甚麼離開《字花》？如果不是結婚移民台灣，我其實無想過自己會在何年何月何日和這本香港最有型有款的文學雜誌分手。畢竟，未加入《字花》成為編輯之前，香港（幾乎）每個文青夢想都是渴望自己的名字能夠刊登在雜誌內。我只是比較幸運，先是有詩作發表在《字花》，及後再有緣成為《字花》人。 關於想當年編輯事務的種種細節，十五年後的中年婦女腦袋已經想不起來，只能確認，那些年編輯們一起挨過的深宵實在美麗動人。在新蒲崗窄長的辦公室，為數不夠十個的年輕人，坐地上或沙發，你一言我一語，人人為每期雜誌封面題目與內容拋頭顱灑熱血，傾盡心神構想讀者想看的東西。 每個編輯都只是想做好這本雜誌。做到問心無愧。 好啦，如果要我說一件自己編輯時期的威水史，應該就是香港著名詞人周耀輝在《字花》連載兩年的專欄《紙上染了藍》，是我從約稿至收稿都一手包辦，該專欄後來結集成書，數年後更有台灣版及簡體版。《字花》讓我跟耀輝成為朋友，2018年他在台北國際書展宣傳台灣版《紙上染了藍》時，便由我這個前編輯擔任主持人，陪他重談創作的心路歷程，與母親之間的深厚情誼，同場也有美好人兒——歌手盧凱彤。 二十年後，連叮噹都改名做哆啦A夢。人走茶涼。當年我離開《字花》，但《字花》從未離開過我，它仍在香港這片土地用心澆水灌溉文學種子，而我與我的朋友們也仍在聯繫。記得在香港舉辦的婚宴上，編輯部隊友把台灣詩人夏宇的詩作〈魚罐頭——給朋友的婚禮〉延伸改寫，送我做結婚禮物。可惜人老了，現在只記得有人於席上站起來大聲朗讀，卻忘了這人究竟是誰？而且，為甚麼他們沒有留下白紙黑字給我呢？真過份。 在艱難時代做甚麼事都艱難，因此「仍在」非常珍貴。我感謝《字花》仍在。

002羅樂敏〈我前半生在《字花》的「前半生」〉

如果《字花》是我的前半生，第1至48期就是我前半生的「前半生」。 鄧小樺在某個文學聚會邀請我加入《字花》，我後來才知道那是「少女組」，成為新血——有洪曉嫻、譚穎詩和我。那個時候我正就讀碩士課程，即便不再是少女，卻仍然懵懂地被《字花》的活力和尖新吸引。幾個已有名氣的作家包括鄧小樺、謝曉虹籌組雜誌，打着「以文學介入生活」的旗號，把他們的熱情傾注出來，而我也在思考中學教師和記者以外的專業。一種以文學推廣為專業的想法就漸漸在我心中萌芽。 初期的《字花》編輯會多在不同的咖啡廳或餐廳召開，有去過已結業的美式All-day Breakfast The Flying Pan，太子的「呼吸」等，埋版則在富德樓。到了周末埋版日，所有平日在電郵串裡連篇討論的初代編輯會現身，埋頭校對，以及進行數個小時的「起題」會，而設計師Wing則在旁邊默默改正。除了校對以及小樺手舞足蹈的激烈傾談，有時大伙兒也會落入莫名的等待和沉默，不覺意文稿就校到五、六、七稿，一下子就磨到九點十點。我作為初出茅廬的「少女」，自然不用守尾門，夠鐘就走，只有小樺和陳志華跟設計師搏鬥到最後一刻然後把雜誌送廠付梓。 現在回望才發現當年是短暫但緊密地並肩作戰。2009年《字花》削資事件、2010年小樺參選藝發局等議題都在恒常選題以外，引起了初代編輯的激烈討論。我有參與討論、投票及執頭執尾，平等共議的氣氛奠定了《字花》的基調——它不單辦雜誌，而是在運作上貫徹自由、平等、尊重彼此的理念，這比許多文學團體走得更前。 正因如此我可以自由探索自己在《字花》的崗位。當初小樺邀我做編輯，但我更願意成為記者，因為一篇文章比起組稿，對那時的我更易掌握；陳子謙也有邀我成為「筆可能」寫作教育計劃的導師，但我不太想走進課室面對學生，於是成為了課程和文學營的幫工，到後來難得成為「筆可能」計劃下的全職員工，編輯給中學生的副刊《筆尖》，同時持續為《字花》撰稿，我都非常自由和幸運。 文學雜誌該有甚麼內容，成為了我經常思考的課題，而面書專頁成為了我的練習場。我2010年左右為《字花》負責網上宣傳，除了在面書更新每期出版資訊，上載也是由我操刀的漂亮書照，也有意識分享外國的文學新聞、作家訃告、獲獎消息、重要訪問、讓它一度成為香港最多粉絲的文學「自媒體」專頁。 線下的嘗試也沒有限制。我寫過展覽、教育計劃、劇場演出、訪問過內地作家格非、任曉雯，詩人多多、韓博，美國詩人Gary Snyder、Michael Palmer，淺談過俄裔美籍作家納博可夫和瑞典詩人特朗斯特羅默。然而《字花》的精神並不限於文學內部，而是嘗試介入生活和社會，因此我也趁此嘗試了一次深入調查報導——探索在香港印尼女傭的寫作群體。 2012年外傭的待遇問題再次成為社會焦點。我在網上找到印尼女傭在香港的筆會Forum Lingar Pena，便隨即聯絡，一連幾個周日，參與她們的聚會。坐在風涼水冷的維多利亞公園一角，我便成為她們的一員，一起分享食物，聽她們討論作品，即使我並不明白印尼文，但有女傭姐姐為我翻譯，我也有跟她們到印尼領事館及一些講座式的聚會，最後才鎖定幾位女傭作家，作深入的訪談。菲律賓女傭的陣營我也有拜訪過，只是她們比較隨性，沒有定期聚會，不易約訪，只作了淺談。 跟比我資深的主編黃靜切磋，我對文學雜誌選題和組稿更有想法，可以共同摸索文學雜誌該有的模樣，有比較貼近時事的「本土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一」，「半回歸紀」，有推動文學創作的「極慢速」、「大寫同志」，也有較隨眾的「文學圖鑑二○一四」、「作家與貓」，編輯群常常討論向誰邀稿，如何邀稿，訓練密集而專精，我漸漸更得心應手。 我曾跟朋友說起，我幾乎沒有未做過的推動文學閱讀和創作的崗位，是《字花》和水煮魚文化給了我把這種工作成為職志的機會，讓我成為了香港少數從事文學藝術行政及策劃的人——如果真有這個專業的話。

001楊焯灃

在一個社交媒體又上演紛鬧肥皂劇的一天，興之所至為情狀寫了那麼一兩句話。一位海歸同仁關切起來問：《字花》怎麼了。她又說，《字花》過了這麼長。在外漂泊的這些日子裏，偶爾有人提到，我都有點詫異：《字花》，你們隔那麼遠都知，便有海外存知己的心情。 雖然很可能只是我大驚小怪，小城人比較習慣被當成旁註多於焦點。成為焦點那幾次都沒好事。 承蒙《字花》不棄，它於我有相當淵源，但諸多舊事無謂重提。《字花》二十年，和我當初記得的模樣相比，變了不少，但正如我的同仁說：日子卻也如此這般，拉扯成這樣長。未來也許會有更多變改。這樣那樣之前，感謝《字花》曾帶給我和我們的一切，如果到了來日方長的最後還有我們的話。